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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和宝app官方下载 :陈隆丰 谈纽约台湾会馆

  加入日期:2019-12-13 15:31    点击量: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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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杨远薰部落格 

  “这是咱的厝,你看,环境多么清幽,建筑多么美丽,这‘台湾会馆’四个字的扁额还是特地从台湾运来的。”陈隆丰律师一谈起纽约的“台湾会馆”,有著掩不住的欣慰与骄傲。当年寻寻觅觅一间屋,困难重重中买下改建,后来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在即将被拍卖的前夕,竟然化险为夷,其间经历过的酸甜苦辣,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已经记不住多少时候,他的心情随著会馆的状况起起伏伏。

犹记当年,会馆面临财务困难时,他曾感慨说:“为了会馆,我几乎所有的人情都卖尽。”而今,望著人气兴旺的会馆,他说:“这座会馆不知牵系著多少台湾人的心,每一想到许多人为了救会馆,一而再,再而三地掏腰包,我就从心底涌起无限温暖,咱台湾人真是有希望的。”

究竟什么原因,使陈隆丰和纽约台湾会馆如此结缘?他说,当年到“东园”餐厅参加建馆筹备餐会时,只是想单纯地提供自己的专业知识,没料到后来竟被选为建馆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既然受人之托,就全力以赴。如今想起来,自从到纽约,在建会馆之前,他已经多次为同乡聚会觅寻场地,年复一年,“咱需要一间厝”的念头,一直深深烙在心坎里,也因此当大伙儿热血沸腾地讨论筹建事宜时,他就在其中。

“话说从前”,陈律师一提起三十多年前,他到美国留学及其后发生的种种,就像在叙述一部美东台湾人发展的历史。当年一群穷留学生如何晃到纽约,兴高采烈地参加“East Coast Formosan Club”,以及后来如何想要拥有自己“一间厝”的故事,就在他滔滔不绝的述说中展开。

一打螃蟹十二人分

陈隆丰在1965年抵达费城,念宾州大学(Univ. of .Pennsylvania)的法学研究所。他有个状元哥哥陈隆志,从小到大,一直顶著第一名的光环长大,从佳里兴国小到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一路独领风骚。陈隆丰因此循著二哥的轨迹前进,同样念台南一中和台大法律系,大学时,相继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和一般行政人员高考及格,然后服完兵役,到美国长春藤盟校念研究所。

费城地灵人杰,不仅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诞生地,同时也是台湾独立思想的萌芽处。五十年代中期,卢主义、陈以德和林荣勋等人在此成立“台湾人的自由台湾(Formosans’ Free Formosan,简称3F)”组织,首倡台湾独立思想。不过,晚到将近十年的陈隆丰,无缘与这些前辈相攀,倒是当时在宾大Walton商学研究所念博士学位的罗福全成为台湾学生们的龙头老大。

陈隆丰说,罗福全是当时的“有钱”学生之一,他从日本来,指导教授给他高额的研究助理奖学金,他又已经结婚,太太毛清芬和他一样亲切好客,他们家于是变成一群台湾留学生的窝。举个例子说,一般人买一打螃蟹,总是两个人分几天吃完,可是罗福全和毛清芬如果买螃蟹,一定打电话把朋友们都找过去,每个人都吃到一只螃蟹,这就是当年他们如果有一点好东西就一起分享的情形。

在宾州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陈隆丰到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继续攻读法学博士。当时,美东地区的台湾留学生们仿照纽约日本俱乐部(Nippon Club)的型态,也组织了一个“East Coast Formosan Club”,选定每年圣诞节前的周末,大家聚在一起过节、聊天,解乡愁。

那时,纽约的台湾人大都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因此早先租用附近的河边教堂(Riverside Church)聚会,后来人数渐多,就一直使用哥大旁的国际学舍(International House),参加的人数多达五、六百人,非常热闹。当时大多数人都是单身的男学生,偶有几个小姑独处的台湾小姐参加,就成了众男生们争相追求的对象。

陈隆丰在宾州大学念书时,每年都在圣诞节前晃到纽约凑热闹,兴致勃勃地参加“East Coast Formosan Club”,觉得很有归属感。后来拿到硕士,到纽约大学念博士班时,更因著地利,成为“East Coast Formosan Club”的热心跑腿。他在1968年,还独当一面编起“乡讯”来。

古旧一栋“台湾楼”

当时,很少有台湾家庭在纽约市内住得起宽敞的公寓,因此一些穷学生到了纽约,便为住处烦恼。有些热心的同乡于是在曼哈坦的百老汇(Broadway)与九十几街的交接处,租下两、三间公寓,供留学生居住。后来进一步地,由叶国势、黄石定、蔡启东和张灿鍙等人合组公司共同贷款,在与一二二街相交的地方,买下“Broadway 3115号”的公寓大楼,这就是当年闻名的“台湾楼”。他们出租大部份的房间,留下两间公寓,租给台湾同乡会,让一些初到纽约的同乡们暂时居住,同乡邱文宗夫妇还当过大楼的管理员。

“这栋‘台湾楼’虽然破旧,却曾是许多风云人物初到纽约的栖身处。”陈隆丰笑著说,不过那时因为缺乏购屋的专业知识,买下后,才发现大楼实在太老旧,水管与暖气的问题很多,因此花了不少钱修理。又过了几年,因为房子的毛病太多,维修费很贵,又乏人管理,加上同乡们多已学成业就,不再需要这种临时的住处,于是在1975年,在陈隆丰任“纽约台湾同乡会”会长期间,将台湾同乡会承租的公寓归还给“台湾楼”公司,不久,“台湾楼”的股东们将这栋建筑还给贷款公司,结束了纽约台湾人的第一个“家”。

“East Coast Formosan Club”的型态持续了许多年,到了1970年有了一些改变。1970年是多事之秋,也是海外台湾人运动发展的关键年。一月里,“世界台湾独立联盟(WUFI)”在纽约正式宣告成立。四月中,刻在美国访问的蒋经国,在下榻的纽约布拉萨旅馆(Plaza Hotel)前,遭到两名台湾学生郑自财与黄文雄的行刺,虽然无恙,却大大震撼了海内外。也在这年,彭明敏成功地逃离台湾,经由瑞典,辗转到纽约。

同样在1970年,“全美台湾同乡会(TAA)”在华府注册登记,“East Coast Formosan Club”于是改组,依地区各自成立纽约、波士顿、康州、绮色佳、费城、巴尔的摩和华府等台湾同乡会,全部加入“全美台湾同乡会”。七十年代,随著岛内民主呼声的升高,海外台湾人的凝聚力越来越强,同乡会的组织也不断地成长茁壮。

陈隆丰对早期的台湾同乡会有许多美丽的回忆。他说,那时参加同乡会的都是些穷学生,成家的人很少,有家庭的很照顾单身的学生。记得那时,有位在Borden做事的王博士,常请大家吃他们公司的冷冻食物,还有个罗介川嫂很会擦润饼皮,所以同乡会聚餐都有润饼可吃,不过那时没有甜花生粉,只好用花生酱替代,大家照样吃得津津有味。也在那时,方菊雄和黄静枝夫妇租的公寓常常人满为患,大家常在那里开会聊天到半夜。那年头,大家都没钱,记得当时柯乔治(George Kurr)写了一本“被出卖的台湾”的书,同乡们想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一问广告费,竟要六千美金,听起来像天文数字。

但是,大家对台湾的前途越来越关心。1971年九月,在联合国大会开幕的前夕,彭明敏假纽约Statler Hilton旅馆举办了一场“民众大会”,将近两千人参加,真是盛况空前,而陈隆丰就是这场盛会中的司仪。

随著聚会人数的跃增,国际学舍的容量早就不敷使用,于是陈隆丰开始热心地替“纽约台湾同乡会”寻找更理想的聚会地点。他找到一家座落于公园大道与麦迪逊大道之间的中学,也就是目前Hunter College的附属高中,供同乡会开会使用。1973年,方菊雄担任“纽约台湾同乡会”会长期间,康宁祥到纽约访问,就在这家中学举行演讲,再度挤满人潮,造成轰动。在七十年代的上半期,“纽约台湾同乡会”就经常租用这个地方聚会。

隔年,方菊雄以“纽约台湾同乡会”会长的身份,到奥地利维也纳参加“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WFTA)”的成立大会,同时允下隔年要在纽约举办第二届“世台会”的承诺。次年,方菊雄卸下会长职务,力荐陈隆丰接任,同时将举办“世台会”的责任交给继任的陈隆丰会长去实现。

为了让“世台会”办得体面些,陈隆丰又开始找场地,这回他在纽约大学租到开会场地。“那次世台会办得可真成功!”他兴奋地说:“记得那时李正三在帝国大厦旁开一家‘元禄寿司’,我们每天中午都向他订了三、四百个盒饭,最后一个晚上,与会的人将近两千,中共特地派人来闹事,结果带头的人被同乡追赶得从纽约大学的大楼阳台跳下去,那时大家情绪的高昂,可见一斑。”

1975年,陈隆丰任“纽约台湾同乡会”会长时,觉得Hunter College附属高中的场地不够大,又另外找了一家瓦格纳高中(Senator Robert Wagner High School)作为同乡会的聚会地点,以后许多年,同乡会就一直租借这个地方,举办各种活动。

陈隆丰多年热心同乡会的事务,也得到报偿。有一回,同是纽约客的蔡同荣到东京开会,获悉日本台湾独立运动的大前辈郭荣桔先生有个漂亮的女儿尚待字闺中,立刻想到单身的陈隆丰,于是携带一张郭玥娟小姐的玉照回纽约,造就了这桩美好姻缘。“不过到现在,媒人钱还没给。”陈隆丰笑著说。

咱需要一间厝

  陈隆丰在纽约大学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后,顺利地通过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考试,同时娶了如花美眷,开始在曼哈坦当起开业律师。当年与他一起参加“East Coast Formosan Club”的台湾学生们也大都学成业就,渐有经济基础,同乡居住的地方早已不再局限于哥伦比亚大学附近,而是遍布曼哈坦、皇后区、长岛和纽约上州等各地方。

七十年代后期,美国修改移民法,藉依亲关系来美的台湾移民逐日增多,来自台湾的医师、律师、房地产商及各项专业人士亦陆续搬至纽约,新来的台湾移民大部份集中在皇后区的法拉盛,一时法拉盛的缅街上中文行号林立,遂有“小台北”之称,整个大纽约的台湾人社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

这段期间,许多热心同乡断断续续提出合购一栋“咱的厝”的建议,就是希望拥有一栋像曼哈坦第五十七街的日本会馆那样,有一个可以举办各种活动的地方,楼上还有供人暂时居住的房间,可是这些美丽的理想一遇到金钱的问题就告流产,后来,甚至有人提出征收人头税的建议,也就是每次聚会时,每人多收一块钱充作建馆的筹备基金,这项建议也没有实现,同乡会仍然继续租借瓦格纳高中办活动,但是,“咱需要一间厝”的念头一直盘旋在许多人的心中。

八十年代,海外台湾人的运动相当蓬勃,不同性质不同专业的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为了凝聚台湾人的力量,许盛男医师在1982年首倡“纽约纽泽西台湾人社团联合会”,协调各社团之间的活动。创会之时,许盛男医师出任首任会长,隔年,则由全职从事台湾人运动的黄再添继任会长。

黄再添下定决心要将“纽约台湾会馆”的理念付诸实现。当时,他一方面委托从事房地产业的张杨宜宜规划购买会馆的细节,另方面公布“群众募款办法”,并且在十一月广发请贴,邀请有志之士到同乡林炯冠开设的东园餐厅,参加“台湾会馆建馆委员会筹备餐会”。

根据黄再添的描述,那晚的“鸿门宴”气氛非常热烈,明知去了破财有份,热情的同乡们还是将东园的二楼挤得满满。大家发言踊跃,不仅认为“咱需要一间厝”,而且“要盖就得盖得体面些,不能输给日本会馆或中华公所太多”。于是当晚随即达成建馆的几项基本共识,同时成立建馆执行委员会。两个星期后,建馆执行委员会在赖弘典医师的办公室召开第一次会议,大家公推陈隆丰律师为“纽约台湾会馆建馆执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陈隆丰说,他当时到东园餐厅开会,纯粹基于关心,没想到竟被选上建馆执委会的主任委员,既然被人派定,就得认真地做,何况过去多年为了开同乡会,他得到处接洽场地,如今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得到大家的共识,欲替纽约的台湾人觅寻一个“永久的家”,更非全力以赴不可,于是他开始随著房地产仲介人到处看房子。

当时曼哈坦的屋价已经很贵,法拉盛的前景则如旭日东升,到法拉盛的台湾人日益增多,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也已迁到法拉盛,因此决定在法拉盛觅寻会址。“八十年代的法拉盛,房产热得像洋芋,只要有人开始讲价,不久就有人再加价。”陈隆丰律师说,有一次,执委会看中了Bowne街一处“退伍军人俱乐部”,也就是现今“中宣会播恩堂”的会所,价格都已谈妥,第二天即将签字,偏偏成交的前一天,纽约时报刊出法拉盛房产即将大幅上涨的消息,卖方立刻反悔,交易因而未成。

如此寻寻觅觅,有一天,获悉北方大道(Northern Blvd.)有一家关闭的夜总会刚刚上市,陈隆丰立刻和房地产仲介人去看房子,看了以后,觉得地点真好。

“这是一个闹中取静,交通方便的好地方,”他说:“建筑物本身面对著曼哈坦通往长岛必经的北方大道,两旁有林荫绿树,路中有宽广的绿岛,斜对面是座百年历史的市政厅(Town Hall),右边是三百多年历史的魁克教聚会所(Quaker House),左邻是近百年历史的军械库(Armory),整个地区是法拉盛著名的‘历史一哩路’,环境非常优美,更难得的是离热闹滚滚的法拉盛商区缅街、罗斯福路一带,只有短短的两、三条街,走路几分钟就到。”

于是陈隆丰随后带了执委会的一票人马来看屋,大伙儿对这地点十分满意,开始进行一连串的杀价购屋过程,卖方喊价一百万,同乡出价七十万,与此同时,又不断地商讨筹款贷款事宜,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1985年的八月,纽约的台湾人终于购到了属于自己的“一间厝”。

山穷水尽疑无路

当时同乡决议以股东认股的方式来购买“纽约台湾会馆”,每股一万两千五百元,一共五十股,由陈隆丰、樊丰美、李汝城等三十七位股东共同登记“Taitower公司”,合资买下,再以每年一块美金的象征性租给“台湾会馆”。至此,“咱的厝”的模型总算初步实现。

这栋建筑原本是间夜总会,已有六、七十年的历史,“Taitower”买下之后,即委托洪老得建筑师设计会馆,由春铭公司承包工程,于1986年一月开始改建。“许多同乡都对会馆贡献了宝贵的心力。”陈隆丰律师说:“譬如股东之一的樊丰美是个有执照的工程师,他从头到尾尽心尽力地监督会馆的营造,洪老得建筑师特别为会馆设计了富有乡土气息的瓦厝外观,吕明森同乡为会馆设计了别致的标志(Logo),还有许多同乡视会馆的需要慷慨赠物,甚至把家里美丽的画都拿到会馆摆设。从许多小地方,可以看出乡亲们对“咱的厝”的爱心,大家都希望把会馆布置成一个美丽的家。”

随后在众同乡欢欣庆祝下,“纽约台湾会馆”终于落成,在1986年七月十九日正式开幕,其时美国的景气一片大好,乡亲们的事业欣欣向荣,台湾会馆的前途也充满了光明。

“问题出在1987年的黑色十月。”陈律师说,那年十月,美国股市崩盘,景气大幅下跌,到处都在裁员,同乡的经济也大受影响,连带地募款变得相当困难,创馆的有志虽有热忱,却无余裕,所募到的款额离偿还银行的贷款总有一段距离,如此本利相交,加上每年营运需要一笔开支,不出几年,台湾会馆就坠入财务困难的深渊。

1991年,台湾会馆向银行的贷款,本利累积已经到了一百三十多万美元。为了偿还债务,股东们毫无条件地将Taitower公司的股权全部捐给台湾会馆,并且发起“千人千元募款运动”,这次募款募到一些钱,会馆暂时渡过难关,但仍危机重重。

到了1993年,贷款给台湾会馆的亚细亚和冠东两家银行酌情减贷,将会馆的负债裁定为九十八万美元,然后发出最后通告,限定会馆必须在三月底以前,偿还所有本利,否则将予拍卖。台湾会馆的理事会因此再度发起大规模的“救会馆运动”,前前后后,捐款的同乡多达四百多人,募得了将近六十万美金,情况非常感人,但是款额就是差了那麽一些,会馆还是难逃被拍卖的厄运。

到了三月,眼见长期奔波,仍落得回生乏力的下场,陈隆丰的心情跌至谷底。

那是一个充满无力感的星期日清晨,他接到一通来自台湾的电话,是他的老媒人蔡同荣打来的。早些年,在台湾解严前后,住纽约的蔡同荣和曾任“纽约台湾会馆”馆长的许添财两人即整装回台,另辟战场,后来双双当选为台湾的立法委员。

蔡同荣在电话里说,星期一在立法院院会里,许添财和他准备提出议案,要求侨委会帮助纾解“纽约台湾会馆”的困境,希望陈隆丰马上载真一份提案书过去。

“提案书怎么写?我已经离开台湾二、三十年,也不曾在立法院待过,怎么知道立法院的提案书是什么型式?”放下电话,陈隆丰抱怨道。

可是陈太太玥娟一听,立刻正色说:“你今天什么事都不能做,就坐在这里,写救台湾会馆的提案书,一直到写到完为止!”毕竟,这是他们那时惟一的希望。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纽约台湾会馆”命运的写照,当众人万念俱灰之际,她竟意外地起死回生。曾与纽约结缘的许添财和蔡同荣两位立法委员在台北也关心起这个纽约的“家”来,两人在立法院里正式提案,要求政府支持“纽约台湾会馆”的延续,据说这个案子曾送至李登辉总统处,结果在三月底,在侨务委员会协助下,由中国国际商业银行贷款四十万美金给“纽约台湾会馆”,纽约的同乡们这时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由于之前已从各界募得近六十万美金的捐款,加上中国国际商业银行的贷款,台湾会馆终于能够还清债务,继续维存。

这是咱们的家

1994年,“纽约台湾会馆”进一步获得美国非营利机构的认定,得以减免多项费用,经过多年的风雨飘摇,会馆逐渐趋向稳定。1997年,李汝城医师接任理事长后,大力整顿财务,全盘规划业务,聘用新的人事,并且扩充建筑,里里外外全面粉刷,让这个“家”的面目焕然一新,此后,会馆的使用量大为增加,每日人进人出,充满了生气。

目前,台湾会馆采取“取之于众,用之于众”的方式,广征会员,每人每年会费一百元,作为会馆的基本费,凡是使用场地者,请其自由乐捐,至于会馆的维修与营运,则靠许多热心的义工来推动,在众同乡的爱心耕耘下,“纽约台湾会馆”一步步走向康庄大道。

“这就是我们‘家’的故事。”陈隆丰啜了一口茶,缓缓地说:“这栋会馆不仅在提供一个舒适的地方,让同乡们能够举办各种活动,让长辈们每天有个去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这是咱们的家’,咱们第一代移民如何费尽心力,努力地想拥有一栋自己的‘厝’,一个能让后代子子孙孙认同自己文化的地方,而这栋在法拉盛的台湾会馆,就是我们在纽约的‘家’。”

走出台湾会馆,眼望红瓦白墙的建筑静静地矗立在绿荫的北方大道上,无言的会馆彷若在叙说一群东方岛国的移民,如何在纽约地区集腋成裘立足生根的故事。

注1:“全美台湾同乡会”全名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简称TAA。

注2:“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全名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aiwanese Associations,简称世台会WFTA。